于“无情”处见深情

他的两个女儿一个下岗7年，另一个下岗3年；他的两个弟弟参加边疆建设，直到退休仍在新疆。他从来没有考虑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弟弟安排一个岗位，而是教育女儿依靠自己的能力重新上岗。他不许老伴和女儿向组织反映，直到他去世之后，两个女儿才道出了隐藏许久的家庭“秘密”。

卓超（原名杨远长）从解放后就一直在上海市委组织部从事干部和人事工作，离休前是上海市人事局分管调配工作的副局长，但是，有谁能知道，他家有两个女儿下岗。

大女儿杨柏英在1992年36岁时，因她所在的上海第九丝织厂产业结构调整而下岗了。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向母亲倾诉了一番。过了好几天，父亲发现她一直在家，一问才知道了实情。她真希望父亲帮助找点门路，但他什么也没表示。母亲着急地说：“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女儿虽然年龄偏大、文凭低一点，可是她的要求也并不高，只要能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有稳定收入就行啦！”但他还是没有任何具体表示，却劝她去民进业余中学读夜校，争取早日拿到会计上岗证，鼓励她依靠自己的真本事找到重新就业的机会。1996年，小女儿杨柏华也下岗了，尽管她比姐姐年轻，又有电大文凭，但近三年来仍然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两个女儿都成了下岗人员这个沉重的话题常常不可避免地在饭桌上提起。小女婿性格急躁些，有时忍不住发几句牢骚，可是看到丈人严肃的神情，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父亲的说法非常简明，他说：“我是不好打招呼的”、“我不能求老部下做这种事”。他所愿意做的，就是从每月1000多元的离休工资中多拿些出来，贴补两个经济上相当艰难的女儿。

对于这样一位严于律己的父亲，女儿没有责怪，更没有怨恨。她们深知，父亲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别人写信给他，找到家里来，他都热情似火，不论是工作岗位安排，还是其他生活困难，能帮忙的都会助一臂之力。在他去世那个月的头几天，他还帮一位七十年代经过他手转业的军转干部解决了住房问题。当那位军转干部找到他家时，他居然还能记起他是第一批从北京转业回沪的。听了这位军转干部反映的困难后，他不顾高龄，冒着高温跑到军转办，为其写材料、写证明，直到最终落实解决方案才放下心来。

卓超的两个亲弟弟杨觉和杨远泰大半辈子都在新疆度过。杨觉五十年代就到了新疆，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想调回来，希望当领导干部的哥哥能帮帮忙，可是哥哥始终没有答应，反而做他的思想工作。杨远泰也去了新疆30多年，他得到了哥哥多方面的关心，当然，关于调动工作的事，提了也白提。

去年9月，卓超因病不幸辞世，享年74岁。市委组织部部长罗世谦等领导上门慰问家属时才获知他的两个女儿下岗在家待业的事，在场的干部无不为之动容。

卓超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为人刚直不阿。在“文革”中，他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绝不低头，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1983年以来，他被调任上海市人事局副局长，为上海经济建设引进了大批急需人才。他对组织人事工作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质一直为上上下下所称道。考察干部是项严肃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但无论担子多重，他总能一丝不苟地完成，从未出过差错。